由于人手短缺问题日趋严重，日本大型连锁便利店“全家FamilyMart”正开始重新考虑是否继续实行24小时营业，目前已经在一部分店铺试验缩短营业时间。他们将检验对销售额及对人工费的影响，根据试验结果决定是否继续实行24小时营业。

由于日本不是一个传统移民国家，既缺乏与外来移民和谐共处的历史经验，也没有专门的移民政策。直至近十年来，日本学术界、政党及经济团体的政策文件里才开始使用“移民政策”这个词。

日本面临少子高龄化、劳动人口急速萎缩等严峻问题，要确保未来日本社会的活力和繁荣，引入外国新移民乃大势所趋。可以说，日本政府早日超越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解决国际移民问题的传统狭隘思维并制定出台系统化、规范化的移民政策，具有极大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然而，时至今日，日本内阁仍旧一再避谈移民政策，在处理移民问题上明显表现出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不足；从总体上看，日本社会和民众当前并未做好充分准备去应对全球化进程中已然不可阻挡的国际移民浪潮。

一、日本实施“劳动力开国”战略，扩大引进外国蓝领劳工

在接收外国劳动者的时候，日本只是本着“利用”的态度将其看作短期劳动力，起初并没有设想到他们会“劳而不走”，但实际情况是，外国劳动者纷纷涌入各城市并长期居住下来。

尽管日本政府不得不承认定居化的趋势，却未能用长远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个事实，不愿真正接受外国劳动者成为其社会一员。日本政府否认外国劳动者的移民身份，正是数年来日本在引进外国劳动者等问题上产生诸多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最大原因。

首先，一些日本民众对外国劳动者抱有二等市民意识，且差别意识慢慢固化，致使当地居民和外籍居民之间出现心理隔阂。比如，不少日本人在购买公寓时，如果得知里面住了很多外国人，就会放弃购买；再如，也有日本人表示，和职场里的外国员工无法顺利沟通。

许多旅日华侨华人都认识到，即便自己拿到白领性质的工作签证、永居权，甚至加入了日本国籍、获得选举权，倘若不完全顺应日本主流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同化，仍难以被看作地域社会的一员而被实质性地接纳。

其次，部分日本企业违反劳动法，通过雇佣外国留学生或技能实习生作为廉价劳动力来降低劳工成本。比如雇佣大量持“资格外活动许可”（打工许可证）的留学生（参见图1）在批发零售业或服务业超时打工（法律规定每周打工不可超过28 小时）。再如，近年备受关注的从事制造业或建筑业等单纯作业工种的技能实习生，尽管大大缓解了日本下层产业劳动力匮乏的困境，却因日本政府从引入阶段开始在《外国人研修·技能实习制度》实施上犯的错误到如今的一意孤行，而遭遇工资过低、被要求超时工作或受到雇主歧视、劳动安全存在隐患、住宿条件恶劣、不被允许携带家属来日等不公平对待；加上语言学习不充分等因素，不容易跳出低工资职业，往往被固化为社会底层，无法享受到合法合理的移民待遇。

迫于日本人口连续负增长、国内劳动力短缺的危机以及筹备2020 年东京奥运会的基建人力不足等实际问题的压力，2018 年，日本政府发布了《经济财政运营及改革的基本方针》并讨论新设置“特定技能”在留资格，面向外国人开放单纯劳动力市场，不过只限于扩大接纳建筑、介护、农业、住宿、造船这5 个行业的外国劳工，计划截止2030 年引进50 万人以上。

其中，首次引入的介护行业成为日本应对老龄化社会客观需求的重点。综上可见，日本政府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劳动力开国”战略，另一方面却对外籍蓝领劳工的在日生活支援、权益保障等问题一味地视而不见，这种做法似乎不合逻辑，很可能会加剧未来日本移民问题的复杂化、社会矛盾纠纷的尖锐化。

二、日本瞄准“人才强国”战略，出新招挽留高级外国人才

一是专业技术人才。日本政府一直希望大批吸纳专业性、技术性领域的高级外国人才，为日本经济注入活力。2012 年为招徕并留住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等海外优秀人才而导入了“积分制”（包括对学历、就职经历、年收入、年龄、研究成果、日语能力、毕业高校排名等各项评分），达到一定标准者可以被认定为“高级人才”。

2015 年修改入国管理法时新设立针对高级人才的特别在留资格，只要在日滞留3 年以上就能申请永久居留权（绿卡），条件特别优越者则可缩短至1 年（对于一般外国人，只有在日本生活10 年且工作满5年才能申请）。新的规定还允许高级人才的配偶在日本就业以及父母、家政人员随行。

由此，外国人在日活动限制得到大幅度缓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三年持有高级人才签证的人数呈翻倍增长态势（参见图4），但实际上从整体来看，能够拿到此类签证的外国人只占少数。据日本法务省统计，截止到2017 年底，仅有7668 人获得了高级专门职的在留资格；其中，中国籍位居第一，多达5142 人；印度第二，为334 人；

美国第三，为331 人。从这些数字不难看出，高级人才签证的放宽还远远达不到填补日本人口减少这一巨大的需求缺口。

二是投资创业人才。2006 年，日本政府为鼓励外国人在日创业定居，设立了“投资经营签证”；2015 年更名为“经营管理签证”，通过放宽外国人在日开办公司的限制，加大吸引海外商业投资，鼓励外国人在日本从事国际贸易或其他生意人经营活动。

据日本法务省统计，截止到2017 年末，共有24033 人取得经营管理签证，其中中国人最多，达12447 人，占52%；韩国人第二，为3095 人；尼泊尔第三，为1392 人。从近三年统计数据来看，外国籍经营管理签证持有者数量增加幅度相对平缓（参见图5），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在2018 年新增“创业准备签证”，计划从以福冈市为首的国家战略特区逐步扩展到全国。

以往大部分在日就职的留学生只能申请“人文知识、国际业务签证”，因而受限不少；而创业签证则为包括留学生在内的有意在日本投资和创业的优秀人才提供更多留在日本工作的机会和环境。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活跃当地就业市场和经济发展，试图通过提供买地、盖房补贴等新招吸引外籍人才落户地方城市，但实际效果尚难以论断。

然而，无论是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还是投资创业人才，到2017 年底，其数量占旅日外国人总数的比例分别仅为0.3% 和0.9%；相比之下，技能实习生和留学生分别占11% 和12%。

这些数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由于日本缺少系统配套的移民政策，接纳外籍优秀人才的体制并不健全，因此，在当今日益激烈的世界人才竞争市场中吸引力明显不足。

比如，日语教育、医疗机构和行政服务机构的多语言服务做得不够，接收方企业提供的工作待遇、职业发展路径等方面存在问题，家属就业、子女教育等生活、教育环境尚不成熟等。尽管日本政府不希望从事简单体力和低级技术劳动的外籍务工人员长期居住在日本（通常不允许超过5 年），但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缓解国内人手短缺困境更为立竿见影的途径。

不过，日本法务省的统计数据表明，自2010 年新的技能实习生制度实行至今，日本对中国籍蓝领劳工的吸引力已经呈现出消退的趋势；虽然来自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劳工人数仍呈增加趋势，但近几年各国技能实习生的不满情绪明显增加，前景或不容乐观。